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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太平洋岛民史
[澳]唐纳德·狄侬(DonaldDenoon)等主编/张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0
第九章太平洋上的战争
就像运送伤员那样，村民们在救援坠机飞行员的传奇中也被塑造成仁慈的天使，就像那些卷毛黑天使那样，它也是基于事实的。年，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因飞机坠毁而被困于马卡姆山谷北部山区中，他通过送信人发回了如下消息：“向澳大利亚第24步兵营报告，双腿严重烧伤，下颌破碎，双眼受伤，被一群当地人救起。飞行员死亡，并已被埋葬。小伙子星期日开始为期四天的旅程，估计会准时抵达。”村民们先是发现了飞行员的尸体。他们在清洗飞行员尸体后将其下葬，在坟墓上建造了一间置放其随身物品的小屋，还种了花。然后他们又发现了这位幸存者，给他洗了澡，对他的伤口进行了护理，并用担架将他抬出了山区。在所罗门群岛的斯凯亚纳岛和波利尼西亚离岛，当地人热烈欢迎了在年8月来到这里的三名美国飞行员，为他们提供了一所房子，并对伤员进行了护理。四十多年后，那位受伤的美国人将其幸存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两名年长的男人不断给我清洗伤口”。在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后方民众在舆论引导下认为，岛民运送伤员和营救飞行员是出于忠诚。事实上，许多士兵都知道，村民们也运送过日军伤员和从零式战斗机残骸中营救过日军飞行员。对于岛民们而言，忠诚是视情况而定的。
事实证明，与重返莱城的澳大利亚人相比，日本人较少压迫当地居民。日本人希望当地居民留在村里种植粮食，而澳大利亚人则希望当地居民去搬运粮食。在莱城以西地区和新几内亚的岛屿，日军在那里逗留时间更长，而且越来越绝望，他们很快就不再广受欢迎。后来成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的迈克尔·索马雷回忆了他的家乡东塞皮克村为澳大利亚人离开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他说他的同乡觉得日本人“非常友好”。当时索马雷还是一个孩子，他在一所乡村学校里学会了用日语数数和唱歌。在塞皮克地区，许多村民欢迎日本人。第18军招募村民，并委以责任，从而在当地居民中迅速笼络了一批追随者。一位前任村长（luluai）说：“我帮助过日本人，我被任命为队长，就像负责管理当地居民的警察。他们给了我一把破旧步枪和一些手榴弹。我负责带领一些人守护扬戈鲁地区那条道路。我们也保卫重要的日本军官”。另一位在警察局为日本人工作过的村民说：“他的工作是看守山坡上的铁丝网后面的日本女人，”他还记得日本人只会托克皮辛语的几个单词，如sindaun、sanap和maski（即坐下、站起来和别介意）。但是在这场战争的最后18个月里，美军对敌人海运的打击切断了大多数日军的补给线。所有日军都被分割包围了，只能自谋生路。塞皮克地区的日军不得不就地补给，这意味着他们要从村子里偷食物，射杀猪，甚至吃人。“如果某人没有迅速向日本兵提供山药、芋头或西米，日本兵就会在村子中心用绳子绑住他的腿，将他头朝下地挂起来，然后洗劫他的园圃和杀死他的猪。直到完事后，他们才会给他松绑。”在廷布克，日本人以涉嫌通敌的罪名枪毙了许多青年，以至于那里的成年典礼停办了许多年。日本人与其他地方的村民也出于同样原因闹翻了。一开始，新不列颠岛西部卡里埃地区的居民并不反对充当搬运工和杂工。毕竟澳大利亚人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而且日本人也照顾村民的需要，不仅提供了医疗救护，还发布美国空袭警告。但是当日军在年撤退时，他们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杀猪抢粮。村民们十分痛恨失去了作为交换制度和仪式生活中心的猪。如果没有了猪，仪式不得不被取消或简化。一名新几内亚人在解释为何折磨日本人时表示，一想到自己村里被他们杀死的那些猪，他的肚子就要气炸了。村民们对日本人吃人行为的描述非常多，而且前后一致，这足以证明日本人确实吃过人，至少在塞皮克地区是这样。一名目击者说：“在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排好队，被日军用机关枪扫射，然后被切成小块拿去当食物，而且他还看到他们的肉被煮给饥饿的士兵吃。”
莱城附近的居民是最先看到日本人到来和离去的新几内亚人。对他们和其他岛民而言，忠诚问题都是策略性的，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起初，日军的绝对数量表明他们会赢，会成为新的主人。一位村长对一位政务专员说：“我们以为日本人在你们离开这些地方后会打败你们，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走了。在你们不断进行空袭后，我们开始犹豫了，所以我们决定保持中立。但是在你们将他们从这些地方赶走后，我们知道你们更强大。”每个地方的村民都别无选择。谁更强大，他们就为谁搬运货物和侦察敌情，否则他们的园圃和猪就难以幸免。要想生存就得合作。
日本人的宣传强调了一种新的平等。村民们被问道：“他们是否曾被邀请与澳大利亚人一起同桌吃过饭吗？”当然没有过。相比之下，日本人和新几内亚人是兄弟，他们会一起吃饭，将来日本人还会带来工厂，生产当地居民需要的所有产品。这种宣传不仅承诺提供货物，还激起了村民们对自己遭欧洲人排斥的不满，尤其是严禁他们与欧洲人一起吃饭。
盟军对新几内亚的宣传由远东联络处负责。远东联络处制作了万份传单，准备投放到日军阵地和新几内亚村庄。它将一些巴布亚人和新几内亚人带到澳大利亚，并在送他们回来时还赠送了留声机和唱片，这给他们同胞留下了澳大利亚事业更具优势的深刻印象。他们还成立了无线电广播台，节目内容通常既有建议也有威胁，就像H.L.R.“霍利”·尼尔对莫罗贝区民众所做的那样：我是你们的长官尼尔。我还在瓦乌。现在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失败是暂时的。在此期间请保持中立。不要去主动协助日军。我们知道日军已经控制了你们那里，但不要帮助他们，否则我们以后会很生气的。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管理局向马卡姆地区的村长们发出警告，称那些“自愿帮助敌人”的人的行为已被注意到，将会遭到报复。一位参与宣传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前政务专员G.W.L."卡萨"·汤森德认为，那万份传单维护了新几内亚人对政府的信心，这是一种荒谬而乐观的看法。村民们似乎将这些传单理解为向日军发出战争警告，给他们时间逃跑，以及对其他人持怀疑态度。村民们向一位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管理局官员指出，重要的是日军是否比盟军更强大。
那些与日本人保持信任关系的村民必须审慎地决定何时转投盟军。莱城附近的布提巴姆村村民阿波·阿玛拉先是为日本人工作，他认为日本人“善良而公正”，然后投靠了盟军，并在新几内亚步兵营获得一枚奖章。在争夺波比杜比岭的战斗中，村民们为双方轮流搬运。迅速转换立场是战争的要求，因此随着战局日益明朗，越来越多的村民改变了立场。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人还是对“通敌者”进行了政治迫害。年2月，当着千余村民的面，他们绞死了一个名叫图雅的男子，因为他曾带领日本巡逻队袭击了一群澳大利亚人，并帮助他们杀害了其中一人。图雅说：“他是奉命向那位长官开枪的，因为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做，他自己就会被杀死。”另一名男子也做出了类似的辩护，并幸免于难：政府抛弃了我们。当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没有任何可用来对付他们的武器。我们就像女人一样。所以当日本人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服从。我们就像已婚妇女一样先是嫁给了德国人，然后是澳大利亚人，最后是日本人。我们不得不向日本人屈服。日本人在自己的岛屿属地对“叛国罪”的处置更严厉。随着马绍尔群岛形势日益恶化，一些村庄整村人都逃到了美国人那里，他们不仅偷走了船只和枪支，还带去了情报。作为回应，日本人用机关枪和刺刀杀死了数百名马绍尔人，并对更多的马绍尔人施加了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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