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中国国家元首正在意大利进行友好访问，在赴意大利访问之前，国家元首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题为《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很高兴在万象更新的时节应马塔雷拉总统邀请，对意大利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年我曾在罗马出席“意大利统一周年”庆典活动，年又过境撒丁岛。意大利将古老和现代、经典和创新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和工业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即将再次踏上这个美丽国度，见到热情的意大利朋友，我感到十分亲切。中国和意大利是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作为古罗马文明的发源地和文艺复兴的摇篮，意大利雄壮华美的历史古迹、文学艺术巨匠的恢宏杰作在中国广为人知。中国和意大利两个伟大文明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就让远隔万里的中国和古罗马联系在一起。汉朝曾派使者甘英寻找“大秦”。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地理学家庞波尼乌斯多次提到“丝绸之国”。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中国热”。马可·波罗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为一代代友好使者所追随。进入当代，沿着古人友好交往的足迹，中意关系不断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大利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0周年。建交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始终相互信任、密切合作，树立了不同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发展阶段国家互利共赢的典范。中意两国牢固的传统友谊历久弥新，成为双边关系快速稳定发展的坚实支柱。——中意友谊扎根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之中。两千多年交往史为中意两国培育了互尊互鉴、互信互谅的共通理念，成为两国传统友谊长续永存、不断巩固的保障。面对当今世界的变革和挑战，两国从历史沧桑中汲取宝贵经验，共同畅想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中意友谊凝结在深厚的战略互信之中。两国领导人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事关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坚定支持，成为确保中意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坚实后盾。——中意友谊体现在丰富的务实合作之中。中意互为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年，双边贸易额突破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亿美元。“意大利制造”是高品质产品的代名词，意大利时装、家具广受中国消费者青睐，比萨饼、提拉米苏为青少年所喜爱。两国在卫星、载人航天等领域合作喜报频传，中意科技创新合作周、警务联合巡逻、足球培训等活动受到两国人民热烈欢迎。——中意友谊传承于密切的文化交流之中。中意两国人民对研习对方文化抱有浓厚兴趣。中国一位教授在古稀之年开始翻译但丁的《神曲》，几易其稿，历时18载，在临终病榻上最终完成。意大利汉学家层出不穷，为中欧交往架起桥梁。从编写西方第一部中文语法书的卫匡国，到撰写《意大利与中国》的白佐良和马西尼，助力亚平宁半岛上的“汉学热”长盛不衰。意大利著名作家莫拉维亚写道：“友谊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志同道合的结果。”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把中意关系提高到新的更高水平，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愿通过这次访问，同意大利领导人一道擘画中意关系蓝图，引领中意关系进入新时代。我们愿同意方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府、议会、政党、地方各级别合作，强化政策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和战略对接，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夯实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我们愿同意方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两国“一带一路”合作的历史、文化、区位等优势，把“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同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计划”、“投资意大利计划”等对接，在海上、陆地、航空、航天、文化等多个维度打造新时期的“一带一路”。我们愿同意方拓宽务实合作领域。中国将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每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方式，同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市场机遇。双方可以深入挖掘在港口物流、船舶运输、能源、电信、医药等领域合作潜力，鼓励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互利多赢。我们愿同意方密切人文交流。作为两个拥有最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的国家，中意拥有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双方要加强两国世界遗产地结好，鼓励两国文化机构和个人互办高水平文物和艺术展，联合拍摄影视作品，加强语言教学，促进人员往来，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和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作出新贡献。我们愿同意方加强国际事务和多边组织内的协调。中方愿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欧会议、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同意方加强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和配合，维护共同利益，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回首50年，中意关系深耕厚植、硕果累累。展望新时期，中意合作欣欣向荣、前景广阔。中国人民期待着同友好的意大利人民携手努力，为两国关系发展培育更加艳丽的花朵，让中意友谊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浙江杭州、兰溪、分水、绍兴、金华、宁波一带活动，又在南京、北京、山西、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留下了足迹，至少游历了中国内地15省（两京、13布政司）中的六七个省，所以对中国山川地理、人物掌故详熟于胸。同时，他又广交江南名士、达官贵人，致力学习汉文华语，阅读中华典籍舆志，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造诣。这些经历和知识，为他日后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年下半年偕米尼克入闽，经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同时卫匡国被委任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代理人，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年3月5日离华。途经德、法、英、比、挪威诸国，并将自己对于中国的地理、文化的认识灌输给欧洲。年底，卫匡国在罗马参加了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同多明我派辩论多时，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罗马教廷事后颁布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讲行。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障碍得以排除，天主教也逐渐中国化。年，卫匡国再次赴华，曾觐见清顺治帝，返杭州传教，此时浙江巡抚余国器对卫匡国多方协助，使其得以在杭州重新建了一所新教堂，年竣工，其宏伟壮丽为当时中国西式教堂之首。年6月，卫匡国因霍乱感染在杭州病逝，安葬在老东岳大方井天主教墓地，享年47岁。汉学研究卫匡国被称之为大汉学家，是因为他在欧洲游说期间，用拉丁文撰写了4部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著作。这4部书是《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论鞑靼之战》和《汉语语法》，《论鞑靼之战》已有中译本，收录在杜文凯所编、人民大学出版的《清季西人闻见录》中。《中国上古史》卫匡国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中国上古史》首版于慕尼黑，时为年，4开本，共页。第二年又以拉丁文在阿姆斯特丹再版。书的全名为《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从人类诞生到基督降世的远方亚洲，或中华大帝国周邻记事》。从这一冗长的标题我们可以知道，卫匡国的这部书上自远古，下至公元前一年，即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全书共分十卷，内容大致为：首卷介绍了中国的神话和中国人的世界起源观，如“混沌说”所谓“两仪未开，其气混沌如鸡子，盘古氏出，则天地之道，达阴阳之理”。还提到了伏羲、神农、黄帝等三皇五帝；第2卷为夏代史，自禹至桀；第3卷为商代卷，自汤至纣；第4、第5卷为周代史，包括西周东周，自公元前年的周武王至赧王亡国（公元前年）；第6卷为秦代史，自秦昭王五十三年（公元前年）至子婴降刘（公元前年）；第7、8、9、10卷均为西汉史，自高祖刘邦（公元前年）到哀帝刘欣（公元前1年）。卫匡国想把传统的中国历史引入到欧洲史学体系中去，引入到《圣经》的编年史中。这其中既有科学的成份，也有宗教的动机，两者调和在一起，产生了卫匡国本不想看到的结果，这就是由于他确认中国远古皇帝伏羲即位的年代较之《旧约圣经》所记述的挪亚洪水发生时间早了年，从而引发了欧洲思想界对于《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和中国纪年的长期争论，使欧洲奉为经典的《圣经》创世说陷于窘态之中，动摇了《圣经》和基督教会的权威，并直接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进行历史批判提供了依据。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最早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易经》及其卦图。关于《易经》西传之始，中国学者过去认为，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应推柏应理。但实际上，早在柏应理之前的29年，即年，卫匡国就在慕尼黑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中，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最早经书《易经》。他根据中国“河图洛书”的传说，介绍伏羲是第一个看到龙负卦图出于水的人，因而能据此作易卦。卫匡国认为，既然伏羲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所以中国的第一门科学就是数学，因为易卦是反映天人之间的一种数学模式。卦图中最基本的符号是阴和阳，“阴”代表着隐蔽的、不完全的事物；“阳”代表着公开的、完全的事物，两者相生相灭，可以组成8种卦图，分别代表着天、地、水、火、雷、山、泽、风8种自然现象。《中国新图志》用西式方法绘撰的《中国新图志》初版为年的阿姆斯特版，是卫匡国的又一拉丁文著作，也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地理著述。全书内有17幅地图，中国总图一幅，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湘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省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图一幅。该书双面印刷，还有面志文，19面目录，可以查明中国各地城关的经纬度，均按照省份和城市大小排列。在具体内容上，该书不同于中国官私地理志书偏重政治建置的限制，更好地体现了欧洲地理学所主张的综合性学科的性质。如卫匡国在新图志的前言中，叙述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居民、城乡状况、手工技艺、建筑、科学、宗教、王朝纪年表、中国长度单位等内容。最后还介绍了女真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及与汉族的关系。而在有关各省的记载中，内容则包括地理位置、名称来源、建置沿革、面积方位、气候物产、名山大川、城镇交通、户口租赋、风俗习惯、人文古迹、掌故逸闻等。为了使书中的中国地名所指的地理位置更为准确，并使该书成为一本准确的地理指南，卫匡国没有用拉丁文标注这些中国地名。这与他在《中国上古史》中系统地使用拉丁文标注地名有所不同。《中国新图志》出版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他将自己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与他在当时西方文献中读到的有关中国的内容，融合在一起。《中国新图志》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地理的必读之书，引起欧洲地理学界的重视，曾被译成几种欧洲文字出版。继年阿姆斯特丹版后，年又出版了西班牙文版，年再版于布拉格，在欧洲影响甚广，卫匡国也因此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卫匡国作为第一个将中国的自然面貌、经济和人文地理的现状系统地介绍给欧洲的人，为欧洲在19世纪对中国先后进行的文化和商业开拓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在年法国人杜赫德出版《中华帝国全志》之前，卫匡国的这部图集一直是欧洲地理学界关于中国舆地的权威参考书。而且，就是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者来说，卫匡国的图集亦是弥足珍贵的域外史料。???共6张《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复刻版《论鞑靼之战》年，卫匡国赴欧向罗马教廷汇报中国的传教情况，为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事业辩护。年他辗转从海路到达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路上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记录明清易代历史的著作：《论鞑靼之战》[3]。该书第一版年出版于安特卫普，嗣后在德国科隆（）、英国伦敦（）、意大利的罗马（、）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地出版。据统计，——年间共用九种不同的语言发行版，在当时曾经广泛流传。该书记载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明清之际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基本状况；真实地记录了在战乱中各地传教士的遭遇；证实了如孙元化、霍式耜、丁魁楚、庞天寿等明末政坛上重要人物的基督教徒身份，及其不平常的经历，为研究和评价他们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了一个过去不曾为人所注意的新的视角。《论鞑靼之战》在写作风格上与欧洲传统的游记有所不同，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域外采风，而是重大事件的“事记”，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中国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的介绍。该书首先提到长城背面的北方民族即所谓鞑靼，介绍明朝自朱元璋开国以来与女真的关系。作者记述万历以来明代辽东的战事，并且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天启、崇祯朝的政治与国内形势，把辽东战事、李自成等流民起义和宦官魏忠贤专政称为使明帝国毁灭的三个因素。书中对李自成进京、崇祯自杀以及吴三桂在父亲被李自成执为人质，仍然率领清兵入关等，都有细致的描述。《论鞑靼之战》为人称道之处，首先在于它是反映明清嬗替之际历史的最早和最原始的记载之一，且因采取了颇为冷静和客观的态度，从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论鞑靼之战》另一为人称道之处，是不仅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扼要而较为客观地介绍明清战乱的具体史实，而且力图通过作者的观察，评论和引述他人的意见，从理论上探讨引起战争胜败的深层次的原因，显示了作者相当敏锐的洞察力。《论鞑靼之战》还有一个为人称道之处，就是真实地记录和保存了明清战乱之际耶稣会士和中国基督教皈依者的活动情况，从中可窥见基督教在中国各地的活跃程度。《论鞑靼之战》记载的是鞑靼人入关并挥师南下的战事，“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阙略”（方豪语），因此，被称为“17世纪的中国现代史”。我在十余年前撰写《那年虎吃羊》一文时，就曾经引用了《鞑靼战纪》里面的资料。《汉语语法》——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因向罗马教廷报告“礼仪之争”问题返回欧洲，在欧洲各国游历期间，在德国科隆出版《汉语语法》，这本书是欧洲学者深入研究中国语言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很可能是西方人学习汉语文法最早的工具书之一。历史贡献卫匡国从年到年，对中国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写出了三部名著。《中国历史七卷》，又称《中国历史概要》、《中国上古史》，内容从盘古开天到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全书分10卷，卷末附编年表。这是西方学者写的第一部系统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历史著作。取材丰富，分析比较科学，富有神学色彩，但有独到见解。《鞑靼战纪》是卫匡国以亲身经历和儒生、传教士、官员等提供大量清军入关和下江南战事的实况而撰述的明清战争史。《中国新地图集》是卫匡国在实地精密测量的基础上，依据明·陆应?《广舆记》等有关中国方舆志的文献和图书资料，综合明代利玛窦、艾儒略等耶稣会士长期观测研究的成果，绘制出大量的手稿，最后于年完成。德国、法国学者称卫匡国是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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