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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既可以是个女权主义者又喜欢为男人口X？
别误会，你没走出片场，这是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留给观众的一个思考。
看完这部电影，真的会产生很多反思。
20岁总是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点迷茫；
30岁不想结婚生子，只想感受更多的激情。你骂老板，想被尊重被听见；
40岁了，身体不激情，只想要更多经济上的富裕和精神上的共鸣，以及和真正懂自己的人交流……
我们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但我们过着自己最喜欢的人生！
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的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挪威男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奥斯陆三部曲》的最终章，也是三部曲里最符合大众口味的一部。
相比起前两部的男主角，这部的女主角朱莉很“普通”，既不吸毒也不抑郁，只是兴趣多变，三十未立未成家而已。
虽然在今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入围名单里，大家普遍认为滨口龙介《驾驶我的车》拿奖的几率很大，不过如果万一像《寄生虫》一样爆冷，《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也是有力竞争者。它以爱情故事作为容器，承载了女性议题、人生困境和死亡焦虑，既有灵巧的结构和丝滑的观感，又同时保留了导演的个人风格，是一部成熟而不匠气的作品。
如何去形容约阿希姆·提尔导演的风格呢？他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关键词是时间、与城市紧密交织的记忆、以及在寻找自我的旅途。
他在去年的纽约影展与男女主角一起出席活动时也谈到，《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主题是——时间。
时间带来巨大压力，所以人们在三十、四十的年龄关卡会感到危机，但时间流逝又无可逆转，于是他撷取了一些动人的“时刻”，去完成叙事。
女主角朱莉爱上了一个在“条形码”大楼里端咖啡的男人安德斯，于是她穿越大半个城市奔向他。时空静止的魔法，是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对奥斯陆过分浪漫的深情。
他在纽约影展时说：“时间不在你这边，所以有时候你希望一切突然静止。”什么时候呢？也许就是眼看著自己生活的奥斯陆，十多年来变成了截然不同样貌的时候。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当然不只是爱情故事，因为时间流逝不只是朱莉的人生课题，也是奥斯陆的城景变迁。
约阿希姆说：“现实环境的变化，会超出电影的预期。”
他有时看自己拍过的电影，就像在看某一年、某段时间的相簿。年轻时他曾获得挪威滑板大赛的冠军，当时他拍下了一些朋友玩滑板时手臂骨折的画面。年少友人日渐失联，但拍下的滑板影片，却永远记得他人生中的珍贵夏天。
所以《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在结尾加入了一个“剧组在戴口罩拍电影”的场景，作为该片拍摄于疫情之中的纪念。
对约阿希姆来说，疫情只是一个瞬间而已。“时间会过去，突然有一天，我们会不再需要口罩”现实里很多不知不觉地转变，只有在电影里回看，才历历在目。
约阿希姆在对新导演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说：拍电影对他来说，是把自己“非常熟悉的经验”展现出来。
他最熟悉的城市里或孤独或温柔或迷幻的记忆养分，都成为了“奥斯陆三部曲”的素材，就像安德斯带朱莉去看的他童年记忆里那些彩色玻璃，或是《奥斯陆，8月31日》开头那段像散落珍珠一样对城景的喃喃絮语：
“我记得黄昏的城市空空荡荡，我记得花许多时间坐电车、公交车和地铁，去参加一个虚幻的派对，却永远不知到底有没有被邀请……我记得第一次到奥斯陆时那种自由的感觉，后来才发现奥斯陆这么小。”
都市时空的快速更迭，让人甚至无处酝酿乡愁。“忧郁比乡愁听起来更酷”——可能爱情也是这样。
而好的挪威电影，则让那些终将消失的时空闪耀着光芒。
看完这部电影，觉得很巧妙的是，这部电影分为12个章节加一个后记。
章节叙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把生活里松散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又不显得突兀。
看完电影，你会记得女主角朱莉经历的那些时刻：邂逅新对象时互相喂烟的浪漫；穿越整个奥斯陆奔赴爱情时的时间静止；吸食致幻蘑菇后放飞自我的幻境；在患癌的前男友儿时住处看到的彩色玻璃……这些或动人或魔幻或悲伤的画面，将各种情绪灵巧叠放，组成了朱莉的人生四季。
约阿希姆·提尔的创作功力在于，他让一个看似很容易沦为流水帐的日常故事，流转出了层层深入饱满扎实的生命情绪。
所以为什么片名叫《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呢？
如果片中的主人公称为“最烂”，那我相信在座的小伙伴们要表示不服了。
凭该片获得戛纳影后的雷娜特·赖因斯夫说：有时候当我们对自己很失望、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时，就会脱口而出：我真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是一种本能的自我否定。
但她饰演的朱莉当然不是“最烂的人”，只是个再寻常不过的人，就像大都市里常见的聪明有趣但对人生充满不确定感的年轻女性一样。
我看某瓣上有网友认为，朱莉其实是一种很典型的“文艺知识女青年”形象。
在约阿希姆·提尔导演著名的《奥斯陆三部曲》中，某种意义上这都是彰显“失败者”的困境。
《重奏》讲的是青年作家的写作困境，《奥斯陆，8月31日》是戒毒者改邪归正后无法重归社会的困境。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则是吐槽中年人的鸡毛生活。
而在这三部曲里都担任男主角的安德斯·丹尼尔森·李认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像是前两部的结合，处理的问题依然是“当理想被现实冲击时，你的人生会怎样，你要怎么面对你本来的自我期待？”
之所以用了“彰显”一词，这并不是一个贬义。
朱莉是个梦想家，她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虽然不像前两部的主角那样，和这个世界有很明确的冲突或有显而易见的精神问题；但她又和他们一样理想主义，缺少务实活在现实中的能力。
她有才华也很善良，却无法安于某一种生活现状和情感关系。她的欲望游移不定，在工作上也跟着感觉走；她看上去活得三心二意，又很容易让观众从她身上认出自己来。
因为朱莉的困境很普通，所以也很普世。
“寻找与定位自我”的挫折不只是三十岁的女性要面对，导演约阿希姆·提尔说他今年47岁了，一样对人生感到很惶惑。
而有一位60岁的记者在访问女主角雷娜特时告诉她：“电影里的朱莉就是我，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做什么。”至于男主角安德森，他在现实人生中，既是演员又是医生，他也无法在这两种职业身份之间做出抉择。
因此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刻意呈现“女性焦虑”或是“年龄危机”，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有危机，甚至人生本身就是由一系列危机组成的。
把“不成为妈妈”视为先进女性意识，才是真正的落后想法吧！
北欧电影这两年频有佳作进入奥斯卡评审视野，去年托马斯·温特伯格执导的《酒精计划》不但拿到最佳国际影片奖，也同时被提名了最佳导演。
这两部电影都在谈与“自我存在”相关的危机。
而在奥斯卡非英语片图景里，北欧电影是一块独特的拼图。
无论是曾获得金棕榈大奖的《方形》，还是探讨自杀倾向的《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历史题材的《地雷区》，这些作品都代表了北欧电影的某一部分样貌。
但我们同时会发现，北欧电影在奥斯卡拿到的奖项并不多。
最典型的就是意大利《绝美之城》打败丹麦电影《狩猎》的那一年，虽然后者看上去更符合奥斯卡对欧洲电影“艺术、人性、写实”兼具的期待，却输给了以影像至胜的意大利导演保罗·索伦蒂诺（他今年也有新片《上帝之手》入围最佳国际影片）。
北欧电影对现实议题一直颇为关切。
近几年既有《于特岛7月22日》这种改编自挪威乌托亚岛枪击案的一镜到底作品，也有以芬兰视角回应女权的电影《女性日常》。
我们会发现，北欧电影对“日常”的观察细密又准确，一部作品的切入点也往往很小：无论是丧偶后有自杀倾向的老人、酗酒的中年人、或是对人生充满不确定的三十岁上下女性，这些都是很平凡的生活原型，但他们身上的故事又总能带出更深沈的哲学思考。
这可能也是北欧电影和其他欧洲电影最大的不同：它不太会走“纯艺术”路线，但也很少会“纯写实”，但又总会带出一些情理兼备的日常思考。这与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对每个国家自认“最有代表性”的电影期待或许并不常有交集，不过北欧电影的工业成熟度和“艺术贡献”，大概也早已不需要以奖项去做额外背书。
对比一下去年和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两套北欧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就犹如三十岁都市女性版的《酒精计划》，无论是中年人的三十焦虑还是中年危机，共通的底层命题其实是在社会价值与自我存在之间进行拉扯。《酒精计划》里提到的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接受失败”的思想，同样可以套用在朱莉身上。
雷娜特·赖因斯夫在纽约影展的对谈中说：你能接受自己举棋不定，就更容易接受“生命本身就是一系列的混乱无序。”
丹麦哲学家齐克果有句常被引用的名言“焦虑是对自由之晕眩”。
北欧电影对于“自我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