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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被误读的禅与被解救的灵

文｜韩雅俐

刊于《艺术市场》年4月号年的开端充满悲剧色彩：政治动荡、俄乌战争、新冠肆意、股票崩盘、客机坠毁……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直面战争。诚然，所有的战争都可以视为宏观国际关系的明暗较量，他们所争夺的是土地、能源、物资、权力、喉舌，牺牲的却是人民。战争太过残酷，在战争中牺牲的个体更多是被忽略的，每天都有艺术家死了、孕妇死了、老人死了、孩子死了，只是战争让我们看见更惨烈的死亡。法国街头艺术家JR日前以俄乌冲突引发的难民问题创作了约40米长的公共艺术作品，此作品形象是来自乌克兰的一位小女孩Valeriia，图为艺术创作现场鸟瞰视角；这张照片由乌克兰摄影师Lurchenko拍摄。那么，战争和艺术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战争是争夺权力的手段，艺术同样如此。古代战争题材的作品常被看做统治者“丰功伟业”的留念，而现代艺术中表现的战争似乎既直接又隐晦。我们翻看历史记载，无论是巴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的《格尔尼卡》、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Motherwell）的《西班牙共和国挽歌》，还是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Dalí）《内战的预兆》……艺术家都在为饱受战争迫害的疾苦大众发声，其艺术语言是十分隐晦的，这是现代艺术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离开具象叙事性之后，抽象语言变成了一抹薄纱，它们兼具着叙事与表现。从什么时候开始艺术脱离了单边权利的话语限制，使它们变得更加自由、更加生涩、更加自我？笔者认为，这是从20世纪中叶美国前卫艺术的兴起开始，形成了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现代性。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19世纪中叶西方学界对理性主义思维传统的质疑，还有一点就是战后的人性创伤与禅宗西渐。东方宗教文化早在16世纪就伴随着贸易的往来进入西方世界，在经历近4个世纪的发展之后，依然未进入其主流视野。为何它能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间突然崛起，并形成一定的文化态势呢？我想是源于东方禅宗所强调的“超理性”“非逻辑”“反知识主义”的个体体验，与西方艺术世界寻找出口的诉求相一致。并且整个社会形态在经历了战争迫害之后，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群众都极力呼吁和平，需要新的心灵寄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东方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进入了美国的主流视野，并形成了独具美国特色的禅宗文化，从此走上了西方舞台。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试讨论在战争之后，东方禅宗文化对美国现代艺术的影响。毕加索《格尔尼卡》禅之西渐东方禅宗在美国的盛行源于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此次会议邀请了日本临济宗禅师释宗演（SoyenShaku）参加，他在演讲中首次向西方人介绍了东方的禅宗文化，随行人员铃木大拙（SuzukiTeitaroDaisetz）参与翻译工作，由此铃木与美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留美的最初几年，铃木始终致力于译介和弘法，但效果微乎其微，直到20世纪中叶，禅宗文化便如雨后春笋般在美国发展起来，并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识与接受——从寂寂无闻到颇受追捧，正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10年间发生的。可以说，战后初期是禅宗思想在美国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往前推演10年，尤其是年，可算是二战史上最残酷的一年——纳粹德国在欧洲肆意横行：4月德国进攻了丹麦和挪威；5月攻占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随后进攻法国；6月意大利向英法宣战，法国宣布投降；7月希特勒发出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8月德国空军开始对英国城市进行密集的轰炸；9月为了对付苏联，希特勒和意大利、日本签订同盟条约……此时的欧洲全境几乎陷入战争的纷乱之中。大量的欧洲学者选择逃亡美国寻求庇护，诸如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布雷东、达利、恩斯特、马松、马塔以及抽象艺术家莱热、蒙德里安等。对于正处在战火中的欧洲人而言，美国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但反观此时的美国，它虽没有让本土陷入战争，但其政治、文化气氛也是十分压抑的——麦卡锡主义肆虐，进步民主人士遭到迫害，到处都是黑名单、大逮捕、大清洗，人人自危，民权运动处于低潮。世界局势如此动荡，面对内忧外患、面对世界性的战争冲突，以及激进事件与政治迫害，西方青年（包含早期从欧洲流亡美国的先锋学者，也包含深陷困境的美国青年）在思想上弃绝了欧洲的经验主义和功力主义，开始转向存在主义、尼采以及刚刚在美国兴起的东方宗教，他们期待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打造一种独立的身份属性，并从中寻找身体的解放以及精神的慰藉。于是，东方宗教（包括印度教、密宗、禅宗、道教等）、传统亚洲艺术（主要是书法）的形式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其中，东方禅宗成为他们利用和实践的突出对象。加之战后的民族创伤，诸多因素促使东方宗教在经历了近4个世纪的西渐中，终于引起了西方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