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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歌唱的起源与演进
看人类音乐审美意识的
衍生与演化
文◎薛艺兵
原文刊载于《音乐研究》年第6期。
摘 要:文章以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古老复音合唱遗存为依据,逆向追溯人类歌唱的起源与演进,并通过推演歌唱起源初始阶段的历史情境,探究人类的音乐审美意识由而衍生并进而演化的初始过程,为进一步阐明音乐美的本质,提供一些来自人类音乐行为与音乐思维之源头的历史依据。
关键词:歌唱起源;复音合唱;音乐审美意识;歌唱情境
引言
本文研究主旨的设定,基于笔者对以下两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其一,探知人类音乐审美意识产生与演进的过程对阐明音乐美的本质有什么理论价值?
笔者认为,所谓音乐的“美”,它并不是人对感觉美好的声音发出的一个感叹词,也不是“言说不可言说事物”的一个模糊概念,音乐的“美”产生于人对音乐声音从生理感知到心理感应再到意识评判的过程中。人对音乐的“审美意识”(asenseofaestheticjudgement),不仅是引发音乐审美的起因,也是确认音乐之美的过程,还是寄寓音乐之美的终点。因为人的音乐审美意识,决定着人对音乐之美的认知和确立,它是人类体验音乐、评价音乐、培养音乐美感、建构音乐之美的核心因素,因而也是体现音乐美的本质的关键因素。这正是本文以音乐审美意识作为核心议题的原因。
其二,为什么要从歌唱的起源与演化切入去探讨人类音乐审美意识的衍生与演化?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本文为什么从“人声歌唱”切入而不是从“器乐演奏”切入去研究审美意识?笔者认为,人类歌唱的产生一定是早于对乐器的使用。我们不能想象,人类在创造音乐之初,会抛开具有绝对“缘身性”(embodiment)和便利性的“自体声音”——人声,而先去发明某种外在于人体的器物工具(乐器),并在这类工具上创造乐音、设计音阶、演奏乐曲,然后才回到人的自体声音上,对异体声音(乐器声音)加以模仿,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下面,笔者将从探讨人类歌唱起源的问题开始本文的探源之旅。
一、歌唱起源的迷雾
关于音乐起源问题,虽然古来论说不绝于耳,有劳动起源说、模仿说、情感表现说、“歌咏言”说、巫术起源说等,但是至今仍未形成基本共识。仅就比较“经典”的学说、论点而言,笔者认为,他们说的基本上都是音乐起源的原因,而非音乐起源本身,几乎没有人说出(或考证出)是什么形式的音乐在什么地方和从什么年代开始起源这些基本事实。不过,中国古代文献中倒是有一些具体的说法,比如,《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就描述了“东音”“南音”“西音”“北音”这四方之歌产生的时间、地点、作者、歌者、歌词等具体内容。但即使如此具体的描述,也不能说明这四方之歌的产生就是中国歌曲或歌唱起源(所谓“音初”)的标志。此外,同书“古乐”篇还提到更早期的远古乐舞(如朱襄氏时代的“士达作为五弦琴”,葛天氏时代的“投足以歌八阕”,阴康氏时代的作舞健身,黄帝时代伶伦于昆仑山下听凤凰之鸣而截竹做成十二律管并铸十二钟等传说),并且还总结道:“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所造也。”这话虽表明乐非一世所造,但最早源起于哪世这个问题,却仍然是个谜。除《吕氏春秋》外,中国当然还有很多古籍提及歌唱(歌曲)、音乐的起源问题,其中也不乏对具体事象的描述与论见,但大多数的说法都比较虚妄抽象,无以证明音乐起源的真相。当然,中国当代学者通常也会以出土乐器为实物见证,来探讨中国音乐起源的具体问题,比如:以新石器晚期的陶哨、陶埙的音孔测音,来探讨五声音阶出现(起源)的年代;以河南舞阳多音孔骨笛的地下保存时间,推知中国音乐有着年以上的历史,并根据骨笛的吹奏测音数据,证明年前的中国先民就能在乐器上吹奏稳定的六声音阶。尽管有舞阳骨笛这一组确凿的实物证据,我们还是没能找到回答中国音乐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个终极问题的明确答案。
上述这些例子,还只是涉及中国音乐的起源问题,那么,对于人类音乐起源、人类歌唱起源这些更为宏观、更具普适意义的问题,就更加难以言说。
当然,任何有关原始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文献、考古等资料进行推论的,证据的不充分和不确凿往往是造成论断不可信的主要原因。我们对人类歌唱起源这一原始人文现象的研究,除了在有限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中去寻找证据外,更为可靠的证据,则需要从现存于世界各地的古老歌唱活态传统中去寻找。诚然,由于歌唱行为和歌唱声音稍纵即逝,无法像实物(如乐器)那样长久保存,这无疑是我们难以找到人类歌唱起源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最大障碍。然而,就像声音在近处稍纵即逝而会从远处反射传回延时的回声一样,这种物理性的声音传导原理会隐喻性地在社会人文领域再现出来。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作为人文现象的歌唱形式及其歌声特点,通常会演化成一种社会习俗而集体性地世代相传,它超越时间的制约甚至地域的局限而百、千、万年地流传下来,以类似“回声”的原理存留于今世,留待我们去拾音捡回,成为我们辨听原声、追溯声源出发点的可靠依据。因而,从世界各地现存古老歌唱中去寻声探源,就如同从出土古乐器考订器乐音乐起源一样,是考察歌唱起源的一种有效途径。
当然,我们从这些古老歌俗中需要寻找的历史依据,并不仅仅是歌唱的形式及歌唱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歌唱形式及内容中最为“原始”的音乐元素及其人文特征;同时还需要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这类歌唱遗存中,去发现它们共同存续的基本特征及其所体现的“原初普同性”(primordialuniversality)现象。
问题是,我们怎样去找寻到世界各地相关古老歌唱的大量遗存?当然,这是一项仅凭笔者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巨量工作。所幸的是,西方“比较音乐学家们”(